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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流在斗室與天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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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空間侷限的斗室之中,恣意飄流在無盡的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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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的真實

不論是紀錄片、民族誌或者人類學研究,對一個文化的再現,也都有其切入的角度與觀點,預先蒐集的資料透過之前所受的思考訓練與研究訓練,被轉化成一個問題、假設或者觀點,為了得到問題的答案,於是進行研究,這些紀錄片、民族誌或者人類學研究對文化譯介的過程,如果不夠深入全面的了解,極可能造成錯譯與誤導。

鏡頭的再現,是充滿「框架」的,鏡頭的敘事是一個一個事件的片段呈現,透過人的自我延伸與想像,將片段的鏡頭連結成線性而完整的故事,這些片段可能每一個都是真實的,但是透過事件呈現的刪減、鏡頭排列的順序、旁白解說…等,即可將真實的鏡頭呈現出不同的詮釋。

同樣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胡利族,在Thomas Balmes「恭迎救世主」和劉其偉「塔里高地的胡利族」兩部影片的鏡頭下,所呈現的彷彿是兩個不同的部族,Thomas關注的是這個部族在面臨西方文化入侵,基督教的傳教士帶進西方的價值觀、宇宙觀、生活觀對這個部族的衝擊,在外來文化與部族的傳統文化之間的掙扎與轉變,也許這是Thomas身為一個西方人,對他所身處的西方文化如何粗暴的對待其他文化的反省,而劉其偉所呈現的胡利族,保護傳統的文化,運用的色彩鮮明,是一個充滿自信與活力的部族。

在我的詮釋裡,我覺得Thomas在呈現的是反省西方文化,而不完全關注在胡利族的變化,他所想要關注的議題是西方文化的霸權與粗暴,而劉其偉則是一個對保存傳統與色彩鮮明的藝術極具興趣的文化工作者,或者作多一點的聯想,是他在找尋一些原始的文化生命力,未經過西方價值同化的部份,可以對應台灣原住民或者中國傳統的文化,從影片的呈現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因為拍攝者本身文化背景的有色眼鏡,但是不能因此說誰的詮釋就是對或者就是錯,因為沒有對錯,只是角度與層次的不同,也或許我在觀看和詮釋影片的時候,也戴著我自己的有色眼鏡。

Geertz說,「文化是一張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的網,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他延伸Malinowski的想法,當理解另一個文化的時候,理解者對被理解的客體應該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觀點」,提倡應該要跳脫詮釋者個人文化的角度去觀看另一個文化,深入了解建構出一個文化的符號意義體系,做詳盡的深描。雖然在詮釋的過程中,有色眼鏡常常是不自覺的存在,即使自覺也不一定能摘除,但盡可能用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去呈現,文化再現的過程裡,一定有研究者或拍攝者的詮釋與觀點,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儘可能的多元,而且把觀點與角度也與事件一同呈現出來,讓觀看者知道這是有觀點、有角度,而不是所謂完全的客觀真實,重點是尊重不同觀點的呈現。多角度多觀點的呈現,也不一定就是完整的真實,但至少可以儘可能的接近事實的真象。

不單只是詮釋與呈現者要體認到再現的侷限,在下筆與運鏡之間要謹慎小心,甚至閱讀者也應該有這樣的了解,當在觀看一則新聞,一部紀錄片,或者民族誌紀錄,都要知道,可能這些都是真實,但也許是被詮釋過的、也許還有些遺漏的真實,不能只相信單一的說法就認為這就是全部的真實,回到開頭提到的「如何確定所知皆真?又為什麼相信這一切?」,因為個人的意識形態與專業思考訓練的結果,每個人都用有色眼鏡在看世界,或許沒有辦法做到全知的完整,但至少可以多換一些角度,去看更多的切面,而不是認定單一切面即為全部。

200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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